我们与恶的距离电视剧观后感 关于我们与恶的距离观后感1000字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继《都挺好》之后又一部反映社会现实和很多我们生活的反射。同样取材于新闻素材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其主题却是国内影视剧比较少见的：犯罪的本质和根源、公民于社会的关系、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人权问题、舆论问题。从形式主体上《我们与恶的距离》是一部生活剧，所以它的主题也包括：原生家庭下的子女教育问题、职场问题、婚姻关系等等。因为《我们与恶的距离》主题的起点很高，在表达上《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在探讨而不是下结论、它探讨的是根源而不是表面、它的表达是开放式的而不是封闭式的。《我们与恶的距离》里公民与社会的关系是统一的而不是割裂对立的，如果不明白这个逻辑，公民与恶的距离就近在咫尺。不能杜绝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犯罪的根源。《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句台词：“一个案件的结束，并不是判刑就没了”。法律和体制没法从根源上杜绝“再犯罪”。
《我们与恶的距离》重点不是案件，是案件的“背后”和“后续”。 律师王赦在第一集开头就替杀人犯李晓明辩护的目的就是通过和犯罪者的交谈，获得犯罪者的犯罪动机，以此来预防“再犯罪”。减少“再犯罪”，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环，这种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包括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等。另外我国宪法修正案在逐步减缓死刑的罪名，同时还进一步提高了对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门槛。严控死刑、逐步减少死刑是中国刑法的方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身体刑使用得越来越少，而且逐渐被财产刑、资格刑和自由刑所取代，死刑的执行方式也越来越文明。人道主义者认为，天赋人权，人的生命只能自然结束不可以剥夺。处以死刑与杀人同样残忍。法律对人权的尊重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反映。
然而原生家庭对女子成长的影响却是日益重要了，所有的影视剧中，家庭关系是第一人物关系。《我们与恶的距离》编剧吕莳媛巧妙地设置了四组家庭关系：
第一组：宋乔安-刘昭国-女儿-被害的小儿子；第二组：王赦-丁美媚-女儿-岳父-岳母；第三组：李大芝-李晓明（凶手）-父亲-母亲；第四组：应思悦-应思聪-爸爸-后妈。同时编剧精心编织了四组家庭的关系网：应思悦和李大芝是室友关系，李大芝和宋乔安是职场上下级关系，王赦是李大芝哥哥的辩护人。其中三组家庭各自矛盾的直接原因都是源于李晓明的作案这个外部导火索，比如：
1.儿子的去世导致宋乔安意志消沉，职场脾气暴躁遭下属吐槽；和女儿关系不和睦；和丈夫关系不和睦。
2.王赦当了李晓明的辩护人，因为工作理念的分歧，王赦和老婆丁美媚夫妻关系不和睦。
3.李大芝因为哥哥的作案，不敢勇敢地面对职场；李大芝父母要面对舆论的职责整日不见光日。
当然四组家庭的矛盾也有自身就有的内部矛盾，比如：
1.刘昭国出轨导致的宋乔安-刘昭国夫妻关系不和睦；宋乔安“重男轻女”导致母女关系不和睦。
2.王赦的岳父岳母对他职业选择上的反对。
3.李晓明读大学时专业的选择没有得到家里父母的尊重。
4.应思聪的导演梦遭到践踏形成的精神分裂症；应思悦-应思聪兄妹关系缺少母爱。
这种“破裂”的家庭会对下一代子女的成长造成重要的影响，就像剧中刘昭国对乔安所说的：“女儿需要一个健康的妈妈”。
一季度的国产爆款剧《都挺好》将原生家庭的话题推到一个新的热度，而《我们与恶的距离》编剧吕莳媛像探讨的主题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原生家庭和社会和谐的关系。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如同遗传密码一般，刻进我们的人格、行为模式中。许多心理学研究早已证明：早期生活经历，特别是原生家庭对个人性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个人的生活会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甚至会决定个人的一生幸福。有时候父母与“恶”的距离太近，可能就是没有让自己的子女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成长。
网络暴力与媒体社会责任感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的“恶”也可能是源于网络的恶，现在有个网络新词叫“贩恶”。
科技技术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便利，而随之出现的“网络暴力”却在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因为李晓明父母因为儿子的最新向社会道歉，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众对李晓明父母的舆论践踏则成了一种施暴。
“网络暴力”和“网络权利”有时候只有一线之隔，公民看似是在行使自己的的公民权，当集体的舆论形成一种并不善良的力量的时候，公民自己与“恶”的距离就越来越近。
《宪法》规定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中包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但是言论自由一旦掌控不好边界，就容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人民日报评咪蒙：自媒体不能搞成精神传销，咪蒙发道歉信，避实就虚，避重就轻，暴露出一贯的擦边球思维。当文字商人没错，但不能尽熬有毒鸡汤；不是打鸡血就是洒狗血，热衷精神传销，操纵大众情绪，尤为可鄙。若不锚定健康的价值坐标，道歉就是暂避风头，“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就变成一地鸡毛。
《我们与恶的距离》就侧面展现了一些媒体乱想：无原则地“抢”新闻热点、标题党、报道失真等。
媒体的公信力是衡量媒体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尺，也是媒体赢得受众信赖的能力。
公民即社会，社会即公民。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每个社会主义公民的努力。
